油价调整是什么时候_油价调整是什么时间提出的
1.如何看待国内油价或迎国内首次上调?降价搁浅了几次?
2.95号汽油进入10元时代,高油价还会持续多久?
3.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大震荡指什么?
4.燃油税拟明年开征 狼又来了?
5.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部门规章是:国家各部门发布的管理事项的规范性文件。也属于法律的组成部分。
调整油价并不是部门规章,而是发改委对下属部门的通知,这种通知是临时性的,并不具备规章的长期性,因为这个通知在下个通知到达后即失去效力,被下个通知所替换。并不是法律的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国内油价或迎国内首次上调?降价搁浅了几次?
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曾经说过:“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2020年3月9日,国际原油市场面对突如其来的集体“跳水”,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大跌31%,原油价格降至32.14美元/桶;美国WTI原油期货最大跌幅达33%,原油价降至27.59美元/桶。但在随后的3月11日,经历突然暴跌的美股市场反弹回升,原油价格得以稳定。而如此大起大落的油价波动则源于3月6日的一场石油大壕之间的谈判。
基于新型冠状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呈现下滑趋势,当中就包括因全国停工及消费因素导致石油延伸产品的需求量出现下滑情况。为保证原油价格稳定,OPEC+在3月6日下午的一场第8次“OPEC+”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减产商议,旨在缩减原油供给保证稳定的原油价格,但俄罗斯拒绝了这项提议,最终谈判破裂。在3月9日OPEC开始对出口原油进行“打折大促销”,试图通过石油开成本差来迫使俄罗斯接受减产协议,因此就造成国际原油市场股票集体跳水的状况出现。这是继2014年美国沙特石油战争后,原油价格首次跌破30美金/桶。
不得不说,这就是石油大壕之间的战争,以千亿乃至万亿计的战争成本。但回归到我们的本土环境,中国是世界上原油进口最大的国家,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9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为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但实际上,中国的石油产量同样不低,在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2019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提到,2019年中国原油产量扭转连续三年下降势头,达1.91亿吨,同比增幅为1.1%。
但基于国内石油质量和开难度带来的高成本,进口原油更能满足国内的市场经济性,加上国内庞大的消费体系,因此也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原油进口量第一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国际油价动荡对国内市场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目前国际原油形势并不稳定,但设此次沙特执意要打石油价格战,对于与石油衍生产物紧密挂钩的汽车行业会受到什么影响?OPEC“以本伤人”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每逢国际油价出现大波动时,国内消费者最关注的莫过于国内燃油价格的变化,毕竟与原油产物相关且对我们生活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燃油问题。那么此次油价波动,会否影响到国内燃油价格走向呢?很显然是一定的,但相对的,实际影响却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中国作为原油进口大国,如果直面原油价格浮动而对国内相关产业进行直接调控,将会受到相当巨大的影响,当中存在的巨大不稳定性会使国内经济出现巨大的波动。所以国内对于原油延伸原料价格存在相应的调控机制,而与燃油价格相对应的,就是成品油调价原则。
在成品油调价原则中提到: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首先这就保证了国内油价不会因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受到波及,但同时又保持着国际的原油价格平均走势,有力保证国内油价走势平稳,对于我们的好处是免于面对突然暴涨或暴跌的燃油成本。而此次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在某程度上会对国内燃油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实际影响有多少,就看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双方究竟能将原油价格打压到什么程度。
不过以昨天美股大幅反弹的情况来看,接下来的原油价格走向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此次沙特持续执行价格策略,会对我国的燃油价格有什么影响呢?这点可以参考2014年美国和沙特进行石油战争时,国内的油价调整一览表。
由此可见,即便原油价格一跌再跌,但燃油价格调控幅度都不会太大,所以对于个人用车而言,这种影响变化带来的感觉不会太过明显;但相对的,对于各类出行和运输业来说,这种好处对于它们而言会明显一些。与此同时,与原油衍生原料有着密切关系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受此影响。
石油的衍生原料非常多,多到可以覆盖我们的全方位生活,例如在此次疫情中被炒得火热的医用口罩,其中的核心材料-熔喷布就是通过石油衍生原料而来的产物。还有我们平时能看到的塑料、身上穿的锦纶、腈纶衣服、路上铺的沥青、家里烧的燃气,就连嘴里嚼的口香糖都源于石油衍生的石油燃料、石油溶剂与化工原料、润滑剂、石蜡、石油沥青、石油焦等原料。可以说石油在全面覆盖我们的生活,这也意味着石油原料也是大量的制造业的依赖。
在一辆汽车里,除了金属和真皮外,极大部分零部件都是源于石油制品,例如汽车前保险杠所用的胶板就是由聚丙烯而来的塑料,还有车辆的隔音材料、车内的塑料板、人造革等零部件的原料都是石油衍生物。而随着原油价格变动,也意味着供应商的零部件制造成本在变动。
但基于疫情影响,延期复工导致供应商产能出现断层,零部件供不应求的情况越加明显,加上在去年原已萎靡的市场情况,在最近一年里,汽车供应商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有不少供应商都处于奔溃的边缘。但如果此次原油价格战能持续进行,对于供应商而言是一次制造成本的降低,在某程度上能给他们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而且如果供应商们能够扛过此次国内的疫情影响,在下半年或许会迎来另一波反弹崛起的机会。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销售收入4.28万亿元,2020年预计达到4.61万亿元,且成逐年上涨态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拥有大小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1300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及超过10万家的中小汽配生产企业。而且根据2019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显示,中国以7家上榜居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后,位列全球第四。可以说,在核心零部件领域、美、日、德三国基本垄断整个汽车产业链核心部分。
这就意味着中国零部件产能对于全球市场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且随着疫情影响,如今国内零部件供应商产能问题已经对海外国家造成相应的影响。根据巴西汽车制造商协会Anfea表示,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缺乏,巴西汽车制造商可能不得不在4月份停产。由此可见,中国汽车供应商在全球市场的重要性,失去中国零部件供给,意味着全球汽车市场可能会面临汽车停供问题,但这也正反映了国内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另一个机遇。
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步受到控制,各地企业也逐渐复工,制造业产能也会逐渐恢复。在短时间内,国内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情况,尤其是对于汽车行业而言,这种情况将刺激市场获得进一步反弹,但基于去年的市场形势看,这种报复性消费行为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也只能说为车企们赢得一次“疫后补偿”的机会,但在消费回复平静时,这些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的出路在哪呢?海外市场或许是它们的出路。
从时间来看,如今国内疫情稳定,但国外疫情却在进一步蔓延,这就意味着国外的生产企业极可能会如我们之前一般,进入停摆阶段,因此也将形成产能断层;而这个断层很可能会由产能已经恢复的中国制造业来弥补,这也为国内的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带来更巨大的出口商机,而原油价格下跌,也将会为它们带来更多的原料储备。
从预期来看,若价格战持续执行,燃油价格下调是迟早的事。而相对的,这对于新能源汽车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油价降低意味着燃油车的出行成本将得到下降,虽然国内有“地板价”限制,但随着出行成本差距缩小,新能源车的核心优势将进一步缩减,这也可能激发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新能源汽车股票,造成新能源汽车股价下跌。
而在最近,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车企在布局号称“万亿”的中国新能源气场,当中就包含特斯拉、宝马、奔驰、大众、丰田、福特等知名车企,如果在此次的石油战中因为燃油价格下跌而因此投资者的恐慌,那对于这些车企而言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现在的国内那些靠融资起家的造车新势力来说,这无疑是一波致命打击。
石油之所以能被称为液体黄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着极高的利用价值,其衍生产物能够串联在全球经济命脉中,因此它的价格高低也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原油进口大国而言,稳定的原油进口量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也有了之前的中俄石油供应协议和与伊拉克用铁路换石油的举动。不过对于与石油产物紧密相连的汽车行业而言,原油价格的浮动对于它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带来的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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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号汽油进入10元时代,高油价还会持续多久?
按照?十日一调整?的原则,新的国内油价格调整将于最近开启。许多机构估测,今年国内油价将首次上涨。金联创分析师王珊提出,截至第九个工作日,原油品种的平均价格为40.67美元/桶,变化率为4.05%,相应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应上调125元/吨。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共调整了11次,其中有8次滞留,下调3次,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1850元和每吨1780元。值得关注的是,从3月底零点的调价开始,全球原油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我国油价格连续搁浅六次。如果此次油价上涨得以实施,今年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将呈现?一升三降八困?的格局。
卓创信息分析师张瑾怡表示,价格调整政策实施后,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将上升。以一辆油箱为50L的家用汽车为例,装一箱92号汽油要比以前贵4.5元。以一辆每月行驶2000公里、耗油量为每100公里8L的小轿车为例。在下一个价格调整窗口打开之前的半个月内,消费者的石油消费成本将增加约23.2元。物流业的支出和成本也增加了。以每月行驶1万公里、每100公里消耗38L的斯太尔大型货车为例,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每辆车的燃料成本将增加约570元。
国内成品油的下次调整将在7月初零时开始。卓创资讯分析师徐娜指出,在全球公共卫生得到有力控制前,部分国家担心市场反扑的局面出现,原油市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具有回调的压力;另一方面,市场操作业者对后市的状态保持乐观,预计原油回调空间有限,布伦特与WTI或在40美元/桶的幅度较大。综合来看,下次下调,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变化不大。
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大震荡指什么?
今年开始截止目前已经连续已经经历了11次调整,涨价10次,降价1次。相比去年同时已经涨了几乎一倍,已经进入了10元/升的时代,造成这种油价持续走高的因素有以下几点,这几点问题没有解决,油价很难再降下来。
1、俄乌战争的问题
今年的油价的上涨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因为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石油能源,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原料,所以油价自然会水涨船高,什么时候,战争停止了,什么时候可能会看到油价的一次下滑调整。
2、疫情原因
疫情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发展,甚至一些世界性的大企业纷纷关门、破产、倒闭,所以拥有石油的能源大国都希望能够通过石油的输出,来提升其他方面经济的负增长,如果疫情得到全球的有效缓解与控制,其他经济得到有效的恢复与发展,那么石油的价格也是有可能会有机会进行一定的下调的。
3、碳中和和达峰的影响
2020年9月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从我们小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和宣传到了,减少碳的排放,发展新能源、环保能源势在必得,油价的上涨变向的在帮助推动这件事情的实施。
4、新能源汽车的推动
油价的上涨,会严重影响汽油车的生产与销售,所以,这也将意味着汽油的时代即将过去,再到混动、纯新能源汽车成为主流的过渡阶段,想要变化是很难的,但是变化之后带来的好处与前景也是不可估量的。
整体来说一切都是向前发展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物价还在上涨、暂时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收入受到了影响,所以觉得会压力很大,如果人们的经济收入也有所提升,油价上涨的问题相对也就不会太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你觉得呢?
燃油税拟明年开征 狼又来了?
应该是20世纪70 80年代石油危机,出现价格震荡:
10年,沙特原油官方价格为1.8美元/桶;
1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首次突破10美元/桶;
1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首次突破20美元/桶;
1980年,原油价格首次突破30美元/桶;
1981年初,国际原油价格达到39美元/桶;
随后,国际油价逐波滑落;
1986年,国际原油价格曾一度跌落至10美元/桶上方
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
大家都熟悉狼来了的故事。一次次的误报已经让人神经麻木。即使狼真的来了,人们也会持怀疑态度。这种情况似乎在“燃油税”中再现。
从1994年开始,有关部门就一直在讨论何时开征燃油税。早在19年,全国人大就通过了公路法,首次提出用“燃油附加费”代替养路费,并准备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然而,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相关部门一直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燃油税,却没有一个真正实施。
“燃油税出台的时机已经具备,但出台只是时间问题。在本届换届之前,燃油税应该出台。目前准备条件足以开征燃油税。燃油税作为本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肯定会在明年3月实施。”在10月初举行的“9月乘用车信息联席会”上,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秘书长饶达回答了与会媒体关于燃油税出台时间的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9月13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巡视员曹聪也在网上公开问答中表示,我国今后将开征燃油税,而不是养路费。
看来这次开征燃油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 ”的局面了。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东风不适合周郎”的尴尬已经多次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当时说“只能实施最后一步”,但次年实施后的解释是“一方面有高油价的因素,另一方面‘费改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农村税费改革)。”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已经被很多知名媒体人透彻分析过:最症结在于不同部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协调。
从表面上看,燃油税的出台迫在眉睫:汽车的消费量和保有量呈指数级增长,燃油污染问题(尾气排放等。)日益严重。甚至世界银行也敦促我们尽快实施燃油税。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刺激,神经真的麻木了。燃油税 2008 年3月能实施吗?油价一直在涨,利益协调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但既然相关部门已经发出了如此明显的信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相关部门的行为能力,等待2008年3月。
反过来,我们要为车主考虑燃油税开征后,已经缴纳的养路费如何处理。当然,标准答案是,届时开征燃油税后,具体以文件为准。但业内普遍认为,由于养路费已经上缴国库,退税入库的手续会相当繁琐,审批程序非常严格,尤其是个人退税,难度相当大。所以,税款冲抵的可能性比较大。
相关知识
什么是燃油税?
简单来说,燃油税就是将现行的养路费与油价捆绑,转化为税收。按机动车燃料使用率缴税,比现行的按道路使用率缴税更实际,体现了“多用多付,少用少付”的公平原则。对大排量汽车等用油大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并能间接减少污染尾气的排放。
@2019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作家乔治_奥威尔(GeorgeOrwell)在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描绘了一个核武器阴影下的世界。
在奥威尔的描绘中,受破坏性武器的相互制衡,大国之间直接战争得以避免,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徘徊在危险边缘的敌对行动:间谍、诡计、权谋......世界就此陷入一个“没有和平的和平”(peacethatisnopeace)。
一语成谶。
随着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相继出台,一场彼此猜忌和怀疑的"不信任漩涡"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卷入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这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
在这期间,美国对苏联展开了除军事行动外的一切遏制,从贸易管制、经济制裁、联盟对抗、技术围堵到围绕粮食和石油的经济战,苏联也一一接招,取了反制措施。
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最终导致社会动荡,走向解体,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落下了帷幕。
经济封锁:孤立和拉拢
在经济方面,美国一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等手段将苏联孤立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对欧洲实行经济援助,拉拢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集团。
贸易管制: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对苏联集团各国实行贸易管制,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国家出口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长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次年3月,美国开始实行新的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美国贸易管制清单内的各种物资。
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战后的第一个《出口管制法》,把对苏联国家的贸易管制战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美国的贸易管制清单包括全面禁运类和限制出口数量类,当时杜鲁门认定,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必须能够影响苏联的整个生产体系。
在贸易管制的影响下,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迅速下降,从1952年时的2700多万美元锐减到1.5万美元。
在双方抗衡的四十多年里,美苏贸易局势也随着双方关系忽冷忽热。在矛盾激化的时期,美国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
贸易管制严重阻碍了苏联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断绝了其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直接导致苏联被割裂,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苏联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遭遇掣肘。
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处在2.6%-4.2%之间,直到1988年还处在5%之下。80年代贸易出口额占GNP的世界均值为21.8%,而苏联仅仅为7.7%。苏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差距一直相当显著,苏联的出口额平均只有美国的1/3。
经济制裁:美国最爱使用的经济制裁大棒在冷战期间自然也不会缺席。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1945年以来,大约三分之二的制裁都有美国参与。在1960年-15年期间,美国曾26次威胁或实施经济制裁。
1981年12月29日,里根以苏联支持波兰军事管制为由,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
具体经济制裁措施包括:中断苏联航空公司对美国的一切飞行;命令关闭苏联购委员会;停止签发和延长向苏联出口电子设备、计算机和其他高级技术器材的许可证;推迟举行新的长期谷物协定的谈判;暂停签订新的美苏海运协定的谈判;向苏联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将需要得到批准;命令停止签发向苏联出口这些设备(其中包括铺管机)的许可证;不延长应于近期续订的美苏之间各项交流协定,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和技术协定,并将对其他所有的美苏交流协定进行全面的审查。
此时,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是微乎其微,苏联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不再依靠西方技术和资金,但这样的制裁对于当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处于“解体”前夕的苏联来说,依然是一场雪上加霜。
例如,1982年,通过切断切断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的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使得苏联外汇收入锐减,由此损失了150-200亿美元收入。
援助盟国:在美国的战略中,对苏联国家的遏制政策和对西欧国家的扶持和拉拢政策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八千字电文中提出“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在1945年5月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复兴欧洲的观点,他认为欧洲的经济困难会给苏联造成可趁之机,是欧洲的经济失调趋势才使得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得以盛行,美国的复兴就是要克服这种趋势,因此援助欧洲是美国遏制苏联和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正式提出马歇尔(TheMarshallPlan),又称欧洲复兴(EuropeanRecoveryProgram)。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正式启动,持续到1952年6月。
在这段时期内,欧洲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依据国际开发总署(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统计,马歇尔主要参与国家及份额为:英国(24.7%)、法国(21%)、意大利(11.7%)、德国(10.8%)等。从援助的形式上看,主要包括美元援助、技术协助、担保金以及对等基金等。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美国对欧洲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即打破战前各国间贸易、关税的壁垒,缩小国与国的差别,创建欧洲经济的一种新结构。
《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第115条,规定西欧国家必须与美国签订多边与双边协定,才能取得援助;受援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和经济,都必须由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而设置的机构—经济合作总署(ECA)同意;必须用美国的一部分资金,生产美国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撤销关税壁垒或减低关税率以利美货倾销;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并为美国储备战争工业所需的战略原料;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监督等等。
有分析认为,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后对美国的依附,一方面有助于美国对苏联和德国进行“双重遏制”,使得美国有效承担起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责任和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美国在欧洲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取消欧洲国家间关税壁垒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面对西方的经济围堵,苏联也推出“莫洛托夫”来抵制和反击"马歇尔",援助东欧经济发展,并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
但“莫洛托夫”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战后苏联和东欧的复兴,加强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但却制约了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也是导致苏联、东欧严重背离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因素之一,东欧经济发展越来越落后于西欧。
技术遏制: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在冷战阴霾下,科技是美苏博弈的核心领域。
为了在技术方面围堵苏联,在美国的提议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CoCom)于1949年正式成立,并于1950年1月开始活动。
作为一个不公开对外、没有正式条约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巴统集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十七个成员国。
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此外,为了防止盟国对禁运政策的抵制,美国国会于1951年通过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MutualDefenseAssistanceControlActof1951),通过削减援助等方式逼迫西欧和日本进入共同防卫的轨道上来。
20世纪70年代后,为增加贸易收入,美国开始利用巴统“例外程序”,扩大出口禁运物资,但限制高新技术转移仍然是“缓和时代”不可突破的障碍。
16年2月,国防部国防科学局研究小组向国防部长提交一份题为《对先进技术输出管制的分析》报告,系统论证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重点从战略物资禁运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必要性和涉及的一系列政策问题。
19年,美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将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作为出口管制的特殊重点,并将军事方面重要技术清单作为美国商品管制清单的组成部分,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型计算机系统技术,软件技术,瞬时处理信息自动控制技术,集成材料、防务材料处理和制造技术,能源开技术,大型集成、特大型集成设计、制造技术,军事仪器技术,电子通信技术,诱导和控制技术,超短波构成技术,军用车辆引擎技术,高级光学(包括光纤)技术,传感技术,海底系统技术等15种技术列为禁运范围,后来又将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工作母机、电子复合硅、激光装置增补列入对苏联的禁运清单。
1982年11月,美国建议在巴统管制清单中新增种类100余种,最终巴统成员国同意将其中58种纳入管制清单,包括浮动船坞、宇航船、太空登陆器材、超导材料、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特殊合金生产技术和设备、海上油气开技术等。此后高新技术的开放和禁运范围虽有微调,但阻止高新技术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趋势不变,甚至得到了强化。
苏联注重发展和吸收对军工发展比较重要的重工业技术,在航空航天、潜艇等军工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处于世界顶级的水平。
但片面发展军事重工业的苏联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畸形的经济结构。1940年,苏联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生产总值的61.2%,1955年上升至70%,1960年高达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机器制造业产品中60%以上是军事商品,而耐用消费品只占5%-6%,国家发展科学的拨款中75%用于军事科研。
当时苏联轻工业技术落后,甚至无法满足国民生活需求,严重依赖进口。在技术输入遭到围堵断绝的情况下,事关民生的轻工业无疑成为了与美国较量中苏联的一大薄弱环节。
面对严格的技术封锁,苏联转向东欧工业国家大量购,或者花更大成本通过中立国进口西方禁止对苏联出口的技术设备,甚至通过地下渠道和商业间谍来获得先进技术。
70年代,由于局势的缓和,苏联加大了向西方购机械设备的力度,化学、汽车、能源开设备以及计算机等都是苏联引进的对象。但有限的技术引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帮助苏联成为真正的技术强国,反而如饮鸩止渴,削弱了苏联加大自主研发的动力。
随着前苏联1991年解体,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西方国家的技术出口管制并未就此消失,199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接棒“巴统”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
直击七寸:石油和粮食
苏联石油丰富,是其获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上世纪60年代,向西方出口石油的收入每年占苏联外汇总收入的40%,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1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不到3美元涨至超过13美元;19年,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再次从每桶14美元飙涨至35美元。
飙升的油价引发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却为苏联送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家油价随着世界经济连续衰退而开始走软。1985年8月,沙特石油出口从不足200万桶/日猛增到约600万桶/日,年末更达到900万桶/日。当年11月,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一路下跌,在不到5个月之后跌至12美元/桶。这使得苏联在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
按照苏联能源部官方统计,1985-1988年世界油价下跌,从年的212.6美元/吨下降到1988年的93美元/吨,下降了129%,致使该国四年间共计损失400亿卢布。
与此同时,美元贬值使苏联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收入。这令本已问题严重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并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导致油价急速下跌的沙特增产的背后力量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美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提出针对苏联的隐蔽经济战,其核心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经济体进行研究,找到它的脆弱性,找到其咽喉命脉,并针对这种脆弱性,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打击,削弱其国力。
中央情报局研究结果发现,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在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气所赚取的硬通货占据苏联全部硬通货的60%-80%,并且这些收入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支柱。苏联虽然从西方赚取硬通货,但它需要用这笔钱从西方购买粮食和技术,以维持经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
于是里根决定从国际原油入手,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通过禁运钢管和管道设备的措施,迫使西欧放弃与苏联业已签订的大口径管道出口协议,要求它的盟友减少对苏联集团石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并提供最先进的预警机和毒刺式导弹,与沙特结成反苏同盟。
(来源:中国经济网)
美国还通过限制苏联天然气出口数量、向苏联转让有误技术来破坏苏联经济。美国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减少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此外,1983年,美国还将一项协议强加给了国际能源机构,限制欧洲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比例,规定西欧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不得超过其能源需求量的30%。这项协议于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它切断了苏联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渠道。
除了能源领域,美国还盯上了苏联的另一个软肋——粮食进口。
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对农业投资甚少,农业产出无法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而美国正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吉米·卡特于1980年1月宣布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中断1500万吨对苏出口粮食,并协调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美国传统盟国参与这次粮食禁运,保证它们向苏联出口粮食不超过“正常和传统”水平。
为应对“粮食禁运”,苏联取优先从多国进口的方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1980-1981年苏联从阿根廷粮食进口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苏联第一位粮食进口国。与此同时,苏联还扩大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的粮食进口量。
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3月24日部分取消长达15个月的对苏联粮食禁运,3个月后恢复对苏联大量出售粮食。虽然美国重新向苏联出口粮食,但苏联粮食从多国进口的政策仍在继续。美国的禁运使苏联和美国均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冷战的终结
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被看作是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
美国对苏联的缓慢绞杀过程中,经济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和拉拢盟友的方式,阻碍苏联贸易发展,断绝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技术领域,联手西方国家实施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
虽然苏联也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例如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莫洛托夫”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但效果并不显著,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还占着上风。当时苏联经济总产量相对美国缓慢但稳定增长,钢铁等特殊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在苏联出口中占巨大份额的能源和黄金价格都大幅度上涨。
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陷入动荡,15年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混乱,滞涨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困境。
但或许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
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苏联继续将大量的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松动,走向解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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